10月23日，商业保理百强汇论坛暨第三届商业保理发展论坛在天津经开区成功举办。此次论坛以“打造中国商业保理之都”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业保理行业精英、专家学者等，超过300家机构参加，共同探讨商业保理行业的发展方向与服务实体的新路径。
主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主旨演讲中，围绕“以政策和改革双引擎稳预期强信心”的主题，高度肯定天津经开区商业保理发展成绩，对区域推动商业保理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提出重要建议。他深入剖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商业保理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强调商业保理行业要紧跟国家改革步伐，深化内部改革，提升服务质量，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高培勇教授的精彩演讲。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第二次应邀出席商业保理百强汇论坛，去年7月份举办的商业保理百强汇论坛有所不同，今天已经是2024年10月23日，距离2025年我们只有两个月零八天的时间，各项工作面临收尾。在这样一个时点上，研讨商业保理领域的问题，我想如何做好今后这两个月多一点时间的，包括商业保理在内的各项经济工作，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无疑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不仅是商业保理领域的主题，而且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题，特别是整个经济工作的主题。围绕这样一个主题，事实上我们总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经济运行的态势。其二，如何的评估已经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各项改革举措能够实现的效果。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工作怎么干，经济形势怎么看？先说怎么看？一说到经济形势怎么看，我想各位经过三年的疫情，两年的恢复，在长达五年的时间中，我们一个突出的感受，实际上就是一个“变”字，变化之大，变化之眼花缭乱，变化之复杂。不少人总在反映，有点看得不像过去那样清晰，不像过去那样明白。之所以不像过去那样清晰、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我想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是在用惯性的思维、传统的理念去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在座的很多人都在大学经过系统的训练，即便不是经济学的专业，你也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有所了解。在以往我们每当遇到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不论是经济下行，还是经济波动，我们总是把它归结为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之间的不平衡，或者是需求供给造成的，或者是供给大于需求造成的，围绕应对这样一种经济下行、经济过热的这种操作，也多立足于需求和供给一侧的管理，各种相关的举措、对策基本上是聚焦于经济波动中的社会总供求的失衡，通过实施所谓的逆周期调节来展开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需求不足加需求，供给出了问题去调供给。应当说，这样一套思维，这样一套理念已经植入于我们的血脉中，成为我们的一种惯性思维。然而当把这样一种惯性思维运用于当下的经济形势分析的时候，你会看到，经常会出现错位。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挑战，虽然同样表现为经济的波动，虽然也可以从中发现社会总供求失衡的身影，但是透过经济波动和社会总供求的失衡现象，而深入到其背后的原因，则可以发现，还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我们在过去是很难看到的。那就是，人们的预期和信心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即便是抄用甚至加码抄用传统的做法，所能取得的功效也不似以往。这种功效不似疑问，又不能仅仅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当中去寻求答案。我们不妨观察一下身边的消费品的市场，不管是身在滨海新区，还是回到天津市内。我们注意观察一下，你发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谈到整个经济运行的状况我们总是说有效消费不足，谈到消费市场的变化我们总是说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在统计指标上是社会消费者零售总额，换言之，我们观察天津、观察滨海新区，我们是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当中去得出有效需求不足、消费者零售总额不足。但是，你如果寻着社会消费者总额这样一个线索往前推进，由此会发现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是我们应当进一步考虑的。
其一，所谓的社会消费者零售总额计算过程是量和价两个因子的乘积。社会消费者零售总额怎么计算出来的？是消费的量和消费的商品、服务的价两个方面的乘积而得出的。消费需求不足，可能来自于量的减少，也可能会来自于价格下降，所以我们必须深问一句，社会消费者零售总额的减少或不足是出自于流量的减少上还是出自于价格下降上，或者说两个方面的因素兼而有之。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其二，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亲身的经历，肯定经常会到市场上去买东西，或者是消费服务。在亲身的经历中，或者是深入的调研中，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的流量、很多商品服务消费的流量，如果以2019年作为一个参照性，它早已经恢复了，甚至已经超越了2019年水平。我曾经走过几个地方，都是旅游胜地，他们普遍跟我反映人流已经远远超过2019年，但就是社会消费者零售总额跟不上去。这是一个怎样的原因呢？可能你看到，问题可能并非出在量的减少上，完全可能出在价格的下降上，就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流量而论，并未减少，或并未减少那么多。但价格可能出现了变化。大家可以观察，特别是旅游业、餐饮业，从中可以找到答案。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第三个问题。其三，消费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可能源自于市场供求导致的价格下降，也可能源自于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档次的下降。我们不能不观察，是因为社会供求总状况导致了价格下降，还是消费者所消费的物品或者服务的档次下降而导致的价格下降？两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我们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原因，这提醒我们社会消费品总额之所以相对不足，居民消费需求之所以相对不足，其深层次的原因要加上一条，那就是社会收入减少背景下的社会预期偏弱，消费者以眼前的消费收入而不能像以往那样花钱，消费者因为眼前的收入减少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转弱，从而也不敢如以往那般花钱。这实际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格局实际在发生变化，具体地讲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于越来越集中体现信心和预期的变化。所以表面上是需求的问题，其背后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表面上供给问题，其背后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表面上是消费问题、投资问题，其背后还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这可以立刻得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结论，那就是经济的下行和经济的波动，并非都是社会总供求失衡所导致的。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治理面对的主要挑战，正在由以往的社会总供求失衡引致的经济波动延伸为由预期和信心变化引致的经济波动。社会总供求的失衡是病灶，预期和信心的变化才是病根。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的认知，不能简单地停留于复杂性、严峻性增加了这一层面，而需在此基础上深入一步，区分病灶和病根，结合经济运行中所呈现新的特点，新的要求，聚焦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实施有针对性地操作。这由此引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跳出惯性思维，告别老的思路，老的套路，老的做法，聚焦预期和信心变化而事实旨在稳预期、强信心的精准化操作，才是实现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当务之急。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聚焦强信心、稳预期这样一个目标来看，应当说从去年的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3月份的全国两会，包括刚才几位领导提到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一再强调一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围绕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所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我们把它称之为“新三稳”，相对于此前提出的“老三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新三稳”和“老三稳”之间所发生的突出变化有两个：第一个突出变化，是用稳预期替代了此前的稳物价，在“新三稳”中稳物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稳预期，这是一个突出变化。第二个突出变化，是稳预期替代稳物价之后，并没有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而是先后跨越了稳就业、稳增长而跃居“三稳”之首。所以现在的表述是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可以说在“新三稳”这一关系链中，稳预期是基础和关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一条款中，包含和特别凸显的是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此外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次是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经济工作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不久前即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出了一系列或一揽子增量政策，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轮推出的增量政策实质上都是扩张性的政策，是相对于年初确定的存量的扩张性政策而言，叫增量政策。但是这一轮增量政策区别于以往的存量政策，区别于以前的各个时期的扩张性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不仅仅是目标指向扩需求，而且通过扩需求延伸到稳预期强信心，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奔着稳预期、强信心而去的。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对于稳预期这一“新三稳”基础和关键的再强调、再重申，而且标志着我们党对于经济工作当中的预期管理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我想各位是有体会的。在当下的中国，只有居民和企业的信心预期稳定了，信心增强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源自需求、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也只有居民和企业的预期稳定了、信心增强了，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基础才会坚持。也只有在稳预期、强信心基础上，把包括商业保理在内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应对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外部环境才会有足够的底气。所谓预期和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由此可以得出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结论，这就是伴随着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深刻变化，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心在向预期管理迁移，稳预期、强信心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头戏。说到预期管理，我还想提及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
其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条件下，地缘政治冲突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显著增加，由此而带来的预期和信心频繁调整，不断地变化会常态化，这肯定是大概率事件，而绝非限于一时和短期。我们在商业保理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它就是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而且人们的预期和信心频繁变化不断地调整。如何通过我们的日常工作特别是宏观经济的治理工作上的各种对策和举措来对冲预期和信心的变化，从而实现稳预期和强信心的目标，将越来越成为考验我们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宏观经济治理成效的关键之所在。其二，从党的十七大之后我们在强调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人们对于更高层次、更广然为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虽然涵盖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但事实上重点拓展并且越来越成为重心是后一个层面的需要，也就是精神层面的需要。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我们其实应该体会到，不仅人们对于经济运行状况的关注度和敏感度不断提升了，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的茶余饭后的闲谈，大家讨论很多都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且人们的预期变化越来越成为左右经济运营状况的敏感因素。一方面大家关注经济运行状况，另一方面人们的预期和信心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运行状况。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如果通过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宏观经济治理层面的各项对策和举措，及时回应大众关切，引导并稳定社会预期，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影响着我们经济治理的成效。由此也可以得出今天的第四个结论，对于预期管理的意义绝不可限于一般性理解，止步于稳预期强信心的操作层面，而需有更深刻、更长远的考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既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当务之急，更是包括商业保理工作在内的各项经济工作的战略重点。我们常说的宏观经济治理，如同医生用药。大家明白，对症是关键，只有坚持对症下药才能收药到病除之效，倘若开错了药方，药不对症，则不仅治不好病，还可能产生副作用。我们应当承认，在当下的中国，包括我本人在内，预期管理还是个新课题，对于它我们谈不上十分熟悉，操作上更谈不到得心应手。预期管理和传统意义的需求管理、供给管理，虽然都是宏观经济的治理内容，但毕竟属于不同层面，跳出需求一侧和供给一侧的视野极限而深入到预期管理，意味着我们各项工作复杂性加大了，相关工作的难度也加大了。从对症下药的意义上讲，当前宏观经济治理工作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集中体现于一个“兼”字，兼顾、兼有的“兼”。怎么个“兼”呢？那就是说面对困难和挑战，预期管理无疑首先要奔着扩需求而去，我们当下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就是这样安排的。但怎么去扩需求？从预期管理的意义角度讲，要通过稳预期、强信心而扩需求，而不是就扩需求而扩需求，如何通过稳预期、强信心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能够稳定下来，信心能够得以增强，才是扩需求的关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需求相关。而且要分析什么样的需求、举措同预期、信心相关，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有助于扩需求，而且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和举措有助于稳预期、强信心。换言之，当前的宏观对策，当前各个方面的经济工作必须要兼容双重目标，坚持标本兼治。这实际上又可以得出今天的第五个结论，这就是兼容稳预期扩需求，双重目标任务的预期管理。必须坚持政策与改革双引擎同向发力，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说政策是扩需求的，改革是稳预期的，强信心的，必须双重发力。不仅要以政策、改革双引擎实现旨在稳预期、强信心的一系列操作，而且要坚持桥归桥、路归路，让政策的归政策，改革的归改革，让政策和改革同向发力，奔着同一个方向去使劲。从以双引擎支撑稳预期、强信心，坚持政策与改革同向发力的意义上看，宏观政策和深化改革的作用均不可或缺，在当前的中国都不可缺少。但却并不意味着政策与改革两方面的政策是完全等价的，在实践中，仍然有一个主辅区分和性质的定位的问题。围绕着实施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再强调的预期管理，而作为政策与改革之间的比较分析，你就会发现，在稳预期、强信心问题上，宏观政策可能产生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性的，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稳预期、强信心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夯实体制机制基础，无异于雪中送炭，才是根本之策。
过去我们一再讲，中国建国70多年来，取得了两大奇迹，其中一大奇迹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个是社会的长期稳定。外国人也总在问我们，怎么做到的经济快速增长？我们必须回答，我们做对了什么，这种做对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清晰地提炼出来，概括出来？现在看来，不断地深化改革，以改革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是我们在建国70多年当中，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当中快速发展根本的源泉，这是我们做对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当前的中国，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稳预期、强信心的内在要求。这是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大家回溯一下也会看到，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全国两会，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不仅被提上了2024年重点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而且纳入了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的条款。所以突出体制机制变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改革，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凸显改革的引领作用，对于当下的商业保理工作、当下的经济工作而言，都是绕不开、躲不过，必须牢牢抓住非做好不可的一项重要的任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今天的第六个结论，也是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稳预期、强信心的根本之道。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抓紧推出、及时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赶可及的改革举措，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稳预期、强信心，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十分紧迫的工作。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而言，我非常强烈地希望，我们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注度和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注度至少要处于同样一个水平上，甚至可以说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注度要强于对于宏观政策的关注度，要像研究宏观政策那样去研究深化改革。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是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心的议题，是根本的任务。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演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高培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