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27日，“商业保理百强汇论坛暨第二届天津市商业保理发展论坛”在天津成功举办。本次论坛在天津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指导下，在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和天津银行支持下，由天津市商业保理协会主办，就保理行业的发展趋势、公司治理、业务经验、人才建设等方面进行分享与讨论，共有179家企业330人参加本次大会。

商业保理百强汇论坛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高培勇先生，在宏观经济、财政、税收等领域开展专业学术研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等重大课题，是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曾先后3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学习担任主持人、主讲人，高培勇先生也是天津市的优秀代表。此次主旨演讲的题目是“当下的宏观政策调控与前有何不同？”

以下是高培勇先生主旨演讲的速录：大家早上好，能够有机会回到天津，和大家就宏观经济问题作交流，能够为天津的经济发展尽点心，我很高兴。今天借这样一个机会，我想和大家围绕着当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与前有何不同这样一个主题分享一点看法。大家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谈论这样的主题，进入今年以来，特别是面对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之后，呈波浪式发展，社会各界，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人，对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配置格局极为关注，议论颇多。在议论当中既有共识之处，也有差异之点。哪些是共识？大家能够认同这样一种观察，希望国家及时推出“一揽子”宏观政策举措，但是“一揽子”宏观政策举措要加三个字，叫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举措，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来拼经济、救经济。至少在金融领域大家对于宏观政策的扩张是高度期待的。普遍的提法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力度实施宏观政策的扩张。差异之点在哪？实行什么样的扩张，扩张的力度有多大，扩张的节奏又该如何把握，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本周一，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上半年经济形势，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做出部署。会议公报当中有段具有提纲挈领意义的话，这段话的完整表述是这样，“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不断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就是这几百字的话，我们该如何理解？我建议大家把这段话做一下适当的分解，分解成至少五层意思，体会会更深刻一些。首先，“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前提，做任何事情，包括实施宏观政策调控都要在完整、准备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个前提下展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讲的是维度，经济工作两个维度：一、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讲的是三个方面的举措，不仅要关注内需的扩大，与此同时要关注如何提振信心，如何防范风险。第四层意思是目标，奔着什么样的目标去？这里讲了四个持续，“不断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最后一句话，“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讲的是方向，在今天的中国要有量的合理增长，要量但同时也要质，也要质的有效提升。我把这段话分解为五层意思和大家进行审视，其目的是当下的宏观政策调控格局和以前颇为熟悉的宏观政策格局有所不同，字里行间折射着不同的方面。很多金融界的朋友会发现，这样一种表述和你原来预期的表述，这样一种政策和工作的格局，和你原来所预期的政策和工作格局的确是有颇多差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差异？首先我想说做任何事情，包括宏观政策的调控，需要找准历史的方位。有一句话大家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阶段来讨论宏观经济形势，来谋划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方位，那就是我们处在新时代，处在新发展阶段，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因此，这个阶段和前一个阶段，和以往我们所经历的阶段有何不同？就经济工作而言，就经济发展而言，其最基本、最突出、最深刻的变化和不同就在于发展理念变了，在今天的中国强调的是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刚才我所专转述那段话的前提之所在。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发展，我们所说的高质量发展其实说到底就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在实现发展理念转换之后的今天，在实现发展阶段由高速度到高质量转换之后的今天，做经济工作，特别是做金融工作都必须明确一条，想问题、干事情，做任何工作，特别是谈论如何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如何实现经济恢复的进程平稳有序，必须要牢固新发展理念，不能忘了新发展理念，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确保自己走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之上。因此，我们所谋划的宏观政策调控格局理应与此前我们所经历的，甚至我们在学校所研修的宏观政策配置理论有所不同。这个不同点最重要的标尺就是新发展理念，我们常常讲新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当我们说它是指挥棒的时候，它明确的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当我们说是红绿灯的时候，实际上明确哪些事可干，哪些事不可干，新发展理念至少在座各位已经烂熟于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每一条都对应着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短板弱项来展开，每一条明确的都是当下经济发展重要的着力点，千万不能忘掉新发展理念，千万不能忘掉我们身处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偏离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3日，主题教育工作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我想特别提出的是，在当下特别是在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前，必须搞清楚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绝对不能也不应闹出关公战秦琼那样的消化。大家是否记得当年侯宝林先生说过的一段相声，关公战秦琼，意思是把不同朝代的人放一起比武，我们今天要明确的问题是，不能不把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混为一谈，特别要明确当下我们所坚持的是新发展理念而不是以往的发展理念，当下我们的工作主题是高质量发展，而不是高速增长，因而不能不加思路、不加区分的简单复制，原样照搬以往的老思路、老办法，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要量但同时也要质，既要量的合理增长，也要质的有效提升，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点想法。紧跟着大家要问，要和以往有所不同，特别是宏观政策的调控与以往有所不同，如何把握这种不同？我是教书匠，教书匠经常使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是做比较分析，建议大家不妨明确一条，我们要比较着做，对比着干，以往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要做哪些改变，如果以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原则，宏观政策的调控格局该怎么办？至少有以往两个方面的先例可以作为今天对比的参照。一、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特指2008-2010年宏观政策配置。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候，其中有个非常的内容叫“三期叠加”，这是总书记2013年7月25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正式提出的概念，“三期叠加”当中有一期叫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请大家特别注意“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当中的“消化”二字，既然是消化，我们讲消化的是什么？一定是刺激政策的副作用，而不是刺激政策的积极作用，它不是正向的，而是负向的。这种副作用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形容为大水漫灌式的刺激。这告诫我们什么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在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问题上，在实施什么样的宏观政策问题上，前车之鉴是大水漫灌式的扩张，大水漫灌式的识刺激。我们也常说，一个人难免犯错误，但是有一种错误正常的人不应当犯，不能在同样一个地方摔倒两次。2008-2010年带有大水漫灌特点的宏观政策配置，当然是有一系列的积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很快实现恢复增长进程，但是它有一系列的副作用。在今天我们所期待的宏观政策扩张还能够是2008-2010年那样一种形态的扩张吗？显然不能是这样，大家在这点上我想今天应该形成共识，但扩张，但不能是大水漫灌式的扩张。大水漫灌式的扩张之后，我们有可能再次进入另一个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该怎么办？有这样一个概念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叫挤牙膏式的扩张，它有别于大水漫灌式的扩张，挤牙膏是一种非常形象的说法和比喻，生活常识当中都知道，挤牙膏的时候一定是确保把牙膏挤到牙刷上，要精准、有效。而且挤出牙膏的量也是需要多少挤多少，它也要讲究适时适度，这样一个分析样板放到今天来，大家对于今天该实施什么样宏观政策的扩张心中有底数了。疫情3年，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金融界的同志们对于货币政策应当是十分清晰的。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前后两任行长分别对疫情3年以来货币政策格局做过高度概括，前任行长易纲同志在4月下旬接受记者访谈的时候说过一句今天看来堪称经典的话，他说我们货币政策的制定要确保不能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变毛了，就是不能贬值。新任行长潘功胜同志也说过一句话，他说过中国实施的是常态化货币政策，不搞量化宽松，这是讲货币政策。讲财政政策，最集中的标志就是财政赤字率有多高，财政赤字占当年GDP比重究竟是多少。大家记得2020年当我们刚刚陷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时候，社会各界呼吁的财政赤字比率达到什么程度？让我们这些做专业研究的人都有些心惊肉跳的地步，把财政赤字提到10%以上甚至更高，事实上我们的财政赤字率在2020年是3.7。随着形势变化到2021年的时候，由3.7调升到3.1，到2022年的时候调到2.8%，今年是3%，这样一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置典型示例，其实是告诉我们不论实施什么样的政策扩张，一定要避免再次落入下一个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是一个参照系，这是一个分析样板。二、在今天的中国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早2015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总书记提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发展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很熟悉这样的表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必须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我们也知道从2020年11月份之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关于发展目标的表述已经做了超乎寻常的修正。原来我们对于发展的期望，对于发展目标的表述是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但是从2020年末开始，在原来四更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个更，叫“更为安全”，当今天我们对发展目标做表述的时候，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我们谈到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之所以要坚持内外循环的统一，其目的和实质也是着眼于安全，是奔着统筹发展和安全而去的，事情表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操作上，其实质存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中。在今天的中国，即便面临复杂严峻的经济发展挑战，我们也必须两个线索同时作战，同时谋划。一方面要实现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安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当中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我们在今天要讨论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看到中央政治局讨论经济工作，做出经济工作部署的时候，其前提是两句话，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家肯定还要问，我们要有所不同，要比较着干，对比着做，可以有这两个分析样板作为参照，具体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要添加两道工序。大家平时不管是做发展规划也好，还是做经济工作部署也罢，做的工作都是和经济发展有关。我想说的是在既有的工作上加做两件事情。一、加做成本效益分析。我们知道成本效益分析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的提法就是做成本效益分析的例子，大家看到“消化”二字的时候，我们知道消化的是成本、副作用和消极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消化效益，消化积极作用。它提示我们任何的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刺激政策都是既有成本又有效益，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是把有多少效益搞清楚，有多少成本搞明白，要做成本、效益的比较分析，以此为基础，努力的增效益，并且拼命的降成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所看到很多关于宏观经济的分析报告，甚至包括企业层面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某一个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大多关注的是效益，很少关注成本。我们论证某一项宏观政策如何实施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政策一旦实施可能带来的效益有多大。比如说今天讨论天津的经济形势，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多少，我们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是多少，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落差该怎么做，一定要实现某种政策。某种政策一旦实施，就会拉近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使潜在的增速和现实增速相重叠，这是在论证什么？这是在论证效益，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加做一道工序，把可能带来的成本同时论证清楚，并且在做成本效益分析当中确保我们的决策横有针对性、更加务实、更加有效。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政策都是双刃剑，既有成本又有效益。当然，我们总要通过付出一定代价取得效益，实现政策目标，但基本的原则大家都是清楚的不用我多说，政策的效益一定要大于政策成本，只有得大于失才能干，而且成本的最高水平是什么？或叫红线、底线，就是安全，不能让成本的增加达到危及金融安全的地步，不能以引发、触发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代价，来换取政策目标的实现。我们当前经济工作，包括宏观政策，包括地方政策以及各个方面政策的这种谋划和决策，都要做成本效益分析，把所有相关成本和效益计算清楚，不能只讲效益不讲成本，或者只论证可因此取得的效益，不论证因此而付出的成本。当然这里的成本和效益既包括直接也包括间接，既包括实物也包括货币，既包括客观也包括主观，既包括有形也包括无形，这是给大家提出的一个建议。二、在既有工作基础上加做一件事，加做对症下药的检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深知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个提法的形成，本身就是非对症下药的例子，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提法，为什么形成了大水漫灌，显然是注入的水过多，注入的这些水都是奔着什么样的目的而去，当然是治疗经济运行当中的矛盾和问题而去。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有三种病同时并存，比如说感冒、一般性肺炎、新冠，3种不同的病在这里，该下什么药，显然得对症下药，感冒吃感冒药，新冠吃辉瑞，类似这样的事情，这是生活当中的常识。现在经济运行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即便是当前天津经济发展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种矛盾和问题吗？显然不是，从宏观层面我们把经济运行当中的矛盾和问题区分为三类：1、周期性，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2、结构性；3、体制性。面对3种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你怎么能指望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一味药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说你只用这一味药来试图解决3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一定会用力过猛，一定会造成大水漫灌。是否对症下药，而且对症下的药是不是相互契合是我们必须做的一道检验，不做这道检验很可能还会出问题。因此，解决问题既可以靠政策安排，但同时又靠制度的变革，宏观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不是万病良药，不能包打天下，要研究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在解决哪些问题上切实有效，在解决哪些问题上是有心无力的。当前我们谈论三重压力的时候，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必须明确的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上，它的基础和前提是预期转弱，正因为预期转弱才有需求收缩，才有供给冲击，但是要解决预期转弱的问题，解决提振信心的问题靠什么，可以靠政策扩张，比如货币供给量扩大、利息率下调，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指出扩张性的政策一般只适于对冲短期的影响，对冲周期性的波动，是周期调节性的工具，但是对于长期的影响，对于类如预期转弱这样的矛盾和问题，不能说绝对不起作用，但是起作用有限，它必须靠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优化。东疆的发展，刚才杨主任跟我交流，我听到更多是营商环境的优化问题，靠改革，靠一系列围绕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优化而推出的改革举措。只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持改革行动和政策安排并重，而且要以改革为主，这也是回过头来看中央政治局分析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两个维度，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宏观政策力度的加大，这两个方面的维度。因此，必须明确一条，宏观政策的配置不能病急乱投医，要避免政策轨道出现拥挤现象，出现塞车现象，特别是在当前不能以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的扩张来包打天下，要坚持政策的归政策，改革的归改革，桥归桥路归路，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作为今天发言的结束语，用一句话表明我基本观点，我们在经济工作当中，特别是涉及到经济工作决策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不断警醒，反复告诫自己，我们身处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不是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理念、思想、战略不同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